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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土高天周原地

平淡而真实

 
 
 

日志

 
 
关于我

知足常乐的平凡人,[1975年入伍.铁五师廿二团修理连电工班,1976年5月调五师宣传队,先在陕西省歌舞剧院学习长笛,宣传队解散后又回廿二团修理连,1982年退伍,82年在陇县人民剧团,83年底到宝鸡市人民剧团,后又回地方工作2015年2月份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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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当兵时的那些事儿  

2017-02-27 18:13: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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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7 程良华 

【作者简介】程良华,陕西镇安人。1977年1月入伍,曾在基建工程兵第一支队四大队司令部军务股任战士、保密员,一支队政治部干部科任干事。1982年转业回原籍,先后在县委党校、宣传部、县广电局任职。退休前任陕西广电网络商洛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转载]我当兵时的那些事儿 - 东海舰队 - 厚土高天周原地

   

2017年1月10日,是我们40年前当兵时离开镇安的日子。40年的时间不算短,大约要占人生的一多半吧。滴水穿石。40年的时光可以磨去很多的东西。但是,即使再有40年时间,也磨不掉我脑子里当兵时的那些事。那段时光和走过的那段路、遇到的那些人、经历过的那些事,虽经40年时光的打磨和尘封,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常常在记忆褶皱的深处活跃和兴奋着。每每见到军旗、听到军歌、遇到军人和逢遇兵节的时候,这兴奋着的火花便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

当   兵

1976年冬季,我在农村的“返乡知青”生活已经一年了。尽管这一年里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并且“四人帮”也被打倒了,但仍在“广阔天地”里每天都在重复着的那种繁重、单调、艰苦、劳累、贫穷的“再教育”生活的“知青”们,前途似乎依然像山岭间曲折蜿蜒的小路一样永远没有尽头。

绝大部分人急迫地想离开农村。真正要在农村“扎根”的是极个别的。离开农村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招工招干,二是推荐上大学,三是当兵。由于我家早在1969年就已经从城镇“下放农村”,我高中毕业后就自然成了“返乡知青”。上面说的三条政策中,我只和第三条沾点边儿:“返乡知青”当兵,没有需要在农村接受多长时间“再教育”的限制。只要身体没问题、政审能过关基本就能当兵。

1976年的兵征很古怪:打破了冬季征兵的惯例,在3月份开始征兵。我打听到来我们县接兵的是兰州军区21军的。这让我着实是兴奋了好几天,并在第一时间到公社武装部报了名。此后便眼巴巴地盼着体检、领《入伍通知书》、换装、入伍。好不容易挨到上站体检,我早早便和几个高中同学一道到区公所参加体检。

当兵“体检”比坐飞机过“安检”要严格得多:地面上铺张芦席、让人脱得一丝不挂地站在中间,任由医生翻来覆去地掰掐。我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认为一头、二目、三围、四肢、五脏、六腑、七经、八络……都应该没有问题。但那内科医生偏偏说我心脏有杂音。听出这“杂音”的医生耳朵有没有毛病我说不清,但这兵最后是没当成。兵没当上,只得带着一肚子的遗憾,灰溜溜地回村里继续从事修理地球的工作——当时说得很好听,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在边远、偏僻、落后、封闭、贫穷的农村,究竟是谁应该受教育,真把人的脑壳搞糊涂了。

1976年12月份各地又开始征兵。从有线广播里听到征兵的消息,我那已经熄灭了并成为灰烬的当兵的梦,再一次死灰复燃。我已经懒得打听接兵部队是什么军兵种,接到哪里去当兵了。觉得只要是兵就行,我是铁了心要走。有了第一次体检的经验,我提前绕了好几道弯子做通了内科主检医生的“工作”。这次的内科医生还是前次主持体检的那位医生,但这次他的耳朵没有问题,我的心脏也没有“杂音”。

其实 “杂音”肯定还是有的。只不过这次体检的医生心里也有点杂音。当然,更重要的是,来我所在公社接兵的郑排长目测时就看上了我,一心想带我走。所以他在体检的每一个“关口”都跟我一道往下走。在内科检查时主检医生使出了一个既不影响我当兵,又能减轻自己责任的招数:在体检报告上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意思是我的心脏有点问题,但介乎合格与不合格之间。他把皮球踢给了郑排长,问郑排长要不要。郑排长没有丝毫犹豫就说要。其实后来我想明白了,咱部队招兵,也就是打着招收特种技术兵的旗子招工吧。既不是空军招飞,又不是海军招潜,似乎没有什么必要把身体条件卡得那么严嘛。但在当时,就郑排长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最终圆了我的当兵梦。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老排长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年月,当兵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即便是“走后门”当的兵,也照样是光荣的。之所以是“非常”光荣,就是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光荣。有一句口号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其实何止是全家呢。披红戴花、全村人敲锣打鼓欢送你那种光鲜和面子,是一种很高级的精神享受,是同龄人中当不成兵和当不上兵的人羡慕不已的一种荣誉和待遇。后来到部队发现老兵们忌讳人说“光荣”。才知道“光荣”还有另一层含义。但我们来到的是施工部队,即便是想“光荣”,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出   山

从收到《入伍通知书》到换装出发,中间有好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接兵干部要逐人逐家走访调查,我也得利用这个间隙给远亲近邻道个别。尽管当时父亲已经“解放”恢复了工作,全家也重新转成了“商品粮”(城镇户口),但是家庭还是有困难的:仍住在农村的70多岁的奶奶患半身不遂卧床不起,需要母亲一人照顾。奶奶听说我要当兵走,哭了好些天,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她非常明白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奶奶在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疼我宠我的奶奶。

送新兵是一项常态化的政治任务。哪个地方有人当兵,当地就要组织欢送。所以那年我们生产大队就组织了一帮小学生,给我和另外一个当兵的战友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公社。然后全县58个公社的180名新兵,元月八日又由区送到县城集中。到县城的当晚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政府招待所。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些人可能还是生平第一次到县城和住招待所,新鲜、好奇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天上午我们被集中在县政府门前的广场点名发放被服:每人发到一套“71式”没有领章帽徽的棉军装。部队的后勤军需部门想的很周到,装备给每个人的除了外衣,连衬衣衬裤、裤头袜子、大头鞋、绿挎包、被子包袱一应俱全。刷牙的缸、吃饭的“钵”(实际是介于碗和盆之间的器皿)一件都不少。很多领到服装的人忙不迭地换上新军装就直接跑到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照相。原本就不大的城,满街道跑的都是傻乎乎的“兵”,招来了街上许多惊奇、嫉妒、羡慕、嘲笑的目光。

领到新军装的兴奋劲儿一下午都没消退,很多人晚上还兴奋得睡不着。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而第二天就要离开家乡的人来说,睡不着很正常。招待所大通铺上,吵吵嚷嚷的、嘻嘻哈哈的、默不作声的、偷偷抹泪的种种状态都有。特别是那些见面熟的城镇兵,彼此还都并不太熟悉,就开始瞎吹神侃。一拨吵闹到半夜的刚睡着,先前睡着的又开始打鼾磨牙放臭屁。军旅生涯,似乎就是从这时、以这种方式开始的。

从镇安到西安有180公里山路,其中要翻越小庙岭、黄花岭和秦岭等3条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岭,汽车要走7、8个小时。为了赶上西安站的軍列,凌晨4点,接兵干部开始吹哨子催促我们起床登车。我们基本都是迷迷糊糊爬了起来,稀里糊涂地上了那种敞篷的大卡车。每辆卡车大约坐30个人。大家按照临时编成的班排、4人一排规规矩矩的坐在自己的背包上,顶着凌冽的寒风,随着车的颠簸摇晃,任由卡车掀起砂石路上的滚滚灰尘,覆盖、包裹起这些内心翻腾、表情木然的年轻人。

车队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地爬行。一个小时后就把镇安甩在了身后。天已放亮。望着身后黑黝黝的沟壑山岭,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这大山沟尽管贫穷、落后,但却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对于家乡,人人都有割舍不断的依恋和热爱,这似乎与她富有或贫穷没有关系。

开始有人晕车。晕车在迅速传染。有人开始趴在车厢边呕吐。来不及吐到车厢外的,就把呕吐物喷射到附近的人身上。有人抱怨、叫嚷、骂娘、骚动。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家此时还都是刚穿上军装的老百姓,离“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战士和敢于用自己的身体给别人挡子弹的“战友”,还有相当的距离呢。

一条逼仄的砂石公路铺满着冰雪。驾驶大卡车的司机像玩杂技一样舞动着手里的方向盘,驾着车紧贴着悬崖峭壁边沿往前蹭。汽车像老牛一样慢腾腾地从山沟盘旋到山顶,又像老鹰一样轻飘飘从山顶俯冲到山沟。开始时没用人敢睡觉,大家都把心提在手上,生怕司机一个不小心就带着全车人飞向了生命的彼岸。慢慢的,发动机单调的吼叫、喘息声和车身不停的晃动,催眠着很多人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就做过一个梦。我梦见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一筐雪白的大馒头,大家放开肚皮可劲儿造也造不完。不是我没出息。我算是在农村饿怕了。

突然,车厢里的吵闹搅扰了我的美梦。有人兴奋地高喊:“快看呐,山不见了!地上冒出一片大雁塔!”这喊声把我吓了一跳:我长到18岁,虽然也是第一次出山,但我知道咱中国只有一个大雁塔!我揉了揉眼睛,看清楚了关中平原已经笼罩在一片暮色中,远处星星点点的亮起了一些灯光。极远处有一片高高的喷吐浓烟的大烟囱。

这就是有人喊出的“大雁塔”。

第一次走出大山。这山外的世界真大!

军   列

卡车像在山路上受够的委屈,出了山跑得飞快。很多像我一样没有出过山的人都想看看西安市是个什么模样,但道路两旁飞速向后倒退的杨树,挡住了满车渴望浏览的目光。就连晕车吐光了胆汁的人都扒在车帮子边上瞪大了眼睛看,可除了冒烟的“大雁塔”,基本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都很遗憾但也很兴奋。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西安东站的兵站。其实这兵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军事设施,大概只是沿铁道边盖了一排较大的房子充作餐厅、仓库而已。

下了汽车之后,接兵的干部招呼大家直接到餐厅吃饭。一天车坐下来,晕头晕脑的也没有什么胃口,从大框子里拿了个馒头胡乱咬了几口,就听见有人在列车边吹号。吹的什么号根本听不懂,只是觉得好奇、好玩,跟着人群就上了军列。

我们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见过真的火车,对火车很好奇,对军列更有一种神秘感。待上了火车,才知道所谓的“军列”,其实就是闷罐车(当然,除了拉兵员的这种“闷罐”之外,也有拉装备的裸车和征用的客车)——一种类似集装箱的、两边各有两扇高高在上的小窗户、两侧都有能滑动的大铁门的铁箱子。运送兵员时,它就叫“军列”。平时却是用来运输牛羊骡马等鲜活产品或金银钱币等贵重物品的。那年月,部队移防、新兵入伍基本都是坐的这种闷罐车。老兵说坐“闷罐”能睡觉,很舒服。

我们坐的那节“闷罐”,大约“灌装”了50多人,倒不拥挤。 “闷罐”不像客车,车厢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没有广播,基本上是人正常生活必须的设施“闷罐”里都没有。为了取暖和照明,在车厢中间放了一个生火的煤炉子,挂了一盏“马灯”。好在地板上铺着稻草和芦席,老兵教新兵们打开各自的背包,铺在芦席上就可以睡觉。

军列与客车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运行时刻表,它什么时间走、在哪里停,恐怕除军代表之外谁也说不清。“闷罐”上没有餐车,新兵们吃饭要等军列到某个兵站才有饭吃。其实没有饭吃倒不十分要紧,饿的难受了可以啃饼子、喝水壶里的水。但没有厕所就比较麻烦,想要“方便”是不太“方便”的。但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男兵小解倒很方便,老兵将那能滑动的大铁门拉开一条缝,让你在风驰电掣般行驶的车上向外“扫射”。大便比较困难,你得憋着到兵站解决。如果有人实在“憋”不住了,老兵会用一根背包带栓住你的腰,里面着人拉着,让你壮着胆子把屁股撅在车厢外面解决问题。我记得车过天津时是早晨七点左右,我们那节车厢里一个伙计闹肚子实在憋不住了,干部就用背包带拴住他在车门外解决。正当他洋洋洒洒的时候,列车驰过了好几座铁(公)路立交桥。在那桥下都涌动着上班的自行车洪流中,真不知有谁遭遇了UFO。如果这列车是“混装”的,某几节“闷罐”里搭载着女兵,情况就会更麻烦一些。女兵们肯定不能和男兵一样在“闷罐”的门缝里“方便”,所以憋的时间长了到兵站的第一件事不是像男兵一样去抢饭吃,而是先去抢厕所。兵站的厕所是需要抢的,因为这种厕所不分男女,谁先抢到谁先上。经常是男兵的动作不如女兵快,女兵们在厕所的门上一加岗,男兵们只有在铁道两旁的空地上各自为战了。

兵站的饭基本都是米饭、馒头和水煮白菜萝卜什么的。虽然不限量但动作要快些。下手慢了要么没有了,要么时间到了要上车。几天几夜的长途颠簸,使我们这些原本就不习惯吃米饭的“老陕”,再见到米饭已经没有了胃口。记得列车到山海关兵站时,大约是晚上六点多钟。我看见餐厅供应的米饭和水煮白菜,心里抱怨兵站怎么也不做点面条什么的。当我拿着自己的“钵”转到餐厅最前面时,见到几个穿蓝军装、四个兜的军人正围着一小盆面条准备开吃。哈哈,原来这面条放在前面。我想,既然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也就没有客气的必要,迅速靠上前?了一钵转身就走。那几个“蓝军装”被我这个既没戴红星、也没挂红旗的“准兵”搞懵了,怔怔地用惊诧的目光看着我。待他们反应过来准备迅速瓜分面条时已经来不及了:一群没戴红星,也没挂红旗的“兵”拥过来,一下就把放面条的桌子挤翻了。

坐“闷罐”没有正点和晚点的概念。你不知道它什么时间走和走哪里,什么时间停和在哪里停。有时它走上三、五天,有时要走十天半月。1977年1月14日下午,听说我们快到目的地——辽宁鞍山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轮番扒在车门口看景致。突然,列车一个急刹车,巨大的惯性把拉到后面的车门甩向了前边。一个手正扒在车门上的伙计,被猛滑过来的车门轧碎了指头。还没有戴上帽徽领章就负伤了,真倒霉!

新   兵

下了军列又上汽车,暮色中我们被拉到鞍山市郊一个叫“七岭子牧场”的地方。这里便是基建工程兵一支队四大队新兵九连的驻地。严格说,我们几年的军旅生活,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新兵九连驻地,处在一片很大的苹果园中间。我们住的营房是坐北朝南的小平房,有些班排住在临时搭建的棉帐篷里。我所在的九连九班,住了一个小“套间”——外面是一个用于洗漱、挡风的过道,里间放置了一排可住十个人的架子床。我们到来之前,老兵早早就把煤炉子烧了起来,很暖和的。

在部队,老兵总把新兵叫“新兵蛋子”。这“新兵”后面加个“蛋子”,可能和“生瓜蛋子”一样,既有瞧不起的轻蔑,也有任嘛不懂的嘲讽。

新兵背地里称老兵为“老兵油子”。新兵自己说“当兵三天就是老兵”。其实,要混成老兵,得等到来年的新兵来部队。

老兵说,新兵都傻乎乎的。我们到部队的次日一早,就有人冒了一股傻气:一个伙计看见操场上的单杠,一个跳跃就抓了上去,随即又杀猪般的叫了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奇地围上去看热闹:原来那伙计的双手被结实地冻在铁杠上取不掉了。这时有人忙着从下面托举着那人,有人跑去叫班长。还是班长有办法:拿了一壶凉水往冻在铁杠上的手上浇。好一会儿那手才“解冻”,不过手掌上的几块皮被铁杠留了下来。通过这,大家知道了东北的冬天,室外的铁器不敢拿手直接抓。

辽南的冬季尽管比黑龙江的气温要高一些,但也冷的够呛。虽然没有传说的“尿尿时尿液在空中就冻住了”那么邪乎,但新兵连室外厕所里的屎尿很快就冻成了“冰山”。一些新兵利用操课间隙的休息时间去掏厕所,直接站在粪池里用大镐猛刨“屎山”。那“屎山”是很硬的,一镐下去只能刨出个白印,那“冰屑”溅得满身满脸。好不容易刨下几十公斤重的一块,直接放在肩上扛着就走了。连队干部在晚点名时表扬了这些战士,说他们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于是,连队厕所里的“冰山”就再也没有了,不知让谁在什么时间偷偷地就搬走了。

新兵只有经过训练才能成为兵。用老兵的话说,并不是穿上军装就是兵。新兵训练就是人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过程。

新兵傻在什么都不会: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不会睡觉,不会整理内务,不会洗衣缝被。

过去征兵对文化程度要求较低,所以文盲或小学文化程度当兵的也有不少。一些没有上过学的人到部队,队列训练时自然不会走路。紧张加上不习惯,有些兵听到齐步走的口令后,就不知道是应该先迈左腿还是应该先迈右腿。最要命的是走正步,很多人听到“正步——走!”的口令后,经常是左腿左臂同时向前又右腿右臂同时向前。班长说这是“顺拐”。 “顺拐”拐顺了之后经常会“顺拐”。农村兵“顺拐”不奇怪,但城镇入伍的兵也会发生“顺拐”。 “顺拐”时的样子很滑稽。

新兵不会吃饭,是新兵分不懂技巧而速度又太慢。比如如果你想吃上两碗面条,那么第一碗面条你就不要盛得太多,三下五除二将这些消灭之后你赶快再去盛一满碗,然后消停享用。如果你第一碗盛得多了,待你想去舀第二碗时,饭盆里最多还有些面汤。同时,如果你细嚼慢咽而不会狼吞虎咽,那集合的哨声一响,你这一顿饭就算结束了,你得饿着肚子在训练场摸爬滚打,慢慢熬到下次开饭。

新兵不会睡觉。新兵睡觉时要么脱得精光,要么不敢脱衣服。新兵不知道把衣服、背包带、挎包等等东西放在什么位置,一遇到夜间紧急集合就抓瞎——找不着裤子、穿反了衣服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记得我在新兵连训练时就有一回糗事——那晚紧急集合时,我穿上衣服捆起背包就第一个跑了出去,心里还暗暗高兴集合得了全班第一。连队跑5公里中途休息时,我感觉大腿前面很热,屁股后面很凉。一摸才知道,原来匆忙中那腿竟然从罩裤和棉裤之间伸了进去。

新兵洗衣服不是事,至多是洗不太干净。但洗被子缝被子时没有老兵指导,那是不容易缝起来的。在家盖的被子,都有被里和被面。军被没有里面之分,就是一个装着棉絮的“大口袋”。拆洗被子时扒掉棉絮很简单,但缝被子时要把棉絮平整地装进口袋则很不易。老兵告诉你先要把口袋翻过来铺平,再把棉絮平铺在口袋上。从袋底向袋口方向卷起,最后一扒拉,棉絮就平整地装进口袋里了。

新兵就是从这些细小的事情学起的。把被子叠好了,把步子迈对了,就快告别“新兵蛋子”了。

班   长

军中的“班长”是居于“兵头将尾”的一个重要角色。据说美军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当过班长的人不能提拔为将军。

我没有当过班长。我当兵期间只有一个人给我当过班长。

我的班长叫侯咏才,七三年兵,黑龙江伊春人。

侯班长是细腰乍背的瘦高个,属于干练、干脆、英俊的那种人。班长的一双眼睛很有神,经常放射着明亮、刚毅、果敢的光芒。我们虽然不是作战部队,但班长的军事动作标准、规范,绝不拖泥带水。班长在老连队是钳工,我后来知道他的技术很不错,在团、营组织的技术比武中得过好名次。

我们九班10个人分住在上下铺。班长住下铺最外边靠门的铺位,这个铺位是屋里最冷、最不安全的位置(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这个位置肯定首当其冲)。我紧挨着班长。有班长在身边我感觉很温暖、很安全。新兵生活是从跟着班长学叠被子开始的。班长的被子叠的很好,他能变魔术般的三整两整,就把一床被子叠成了四方四正有16条线的“豆腐块”。可被子到了我们手里,一点都不听话:浇水刮、拿板压、用手抹,就是整不成顶呱呱。

新兵训练的队列训练很辛苦,也很单调和乏味。班长在训练场上要求很严厉,动作做不到位他会呵斥和吼叫。一个立正、看齐、迈步、踢腿、摆臂这样的简单动作他反复示范,直到全班最笨的那个人把动作做标准为止。出了训练场班长就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哥哥,晚上给你盖被子,帮你缝衣服,和你开玩笑,跟你唠家常……让你能从他身上体会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和阶级弟兄的友情。

新兵最害怕夜间紧急集合:不知时间、不准出声、不许开灯,还要在限定时间内摸着黑穿衣服、打背包、携带武器装具列队。连里的紧急集合哨子吹响之后,班长会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摸出哨子“嘀嘀嘀嘀”没命地吹,吹得人心里发慌、手忙脚乱。穿反了衣服、扣错了纽扣,一多半都是班长的哨子催的。

新兵训练期间夜间紧急集合很频繁,有时一周几次甚至一夜几次,让人每晚都提心吊胆的。有些动作慢些的“笨兵”因此晚上不敢脱衣睡觉:偷偷打好背包坐等集合。有过几次紧急集合的经历之后,我就摸到了规律:一般连队每周有三、四次紧急集合。连里的紧急集合班长可以不打背包,所以班长只需要穿好衣服就行,他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来吹哨子。但每两周新兵营有一次“会操”。每次会操时要搞紧急集合,班长也要打背包。我真让班长的哨子吹怕了,我就准备给班长出点“节目”。某周五,我估摸着第二天早上要全营会操和紧急集合,晚上睡觉前我把班长放在枕头旁的背包带移动了位置。第二天早上果然是紧急集合,班长一边穿衣服一边吹哨子,但就是找不着背包带捆背包。情急之下他就违规打开电筒照明,我就借着电筒光打背包。等我打好背包后我告诉班长:“你睡觉胡踢通,把背包带踢到我这边来了。”班长也觉得奇怪:这放在枕边的背包带,怎么就能踢跑呢?

四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就结束了。分兵时我被分到团机关。离开新兵连的前一夜全班喝了酒,班长和我们都喝得有些高,大家都显得难分难舍。

班长所在连队的驻地,离团机关很远,分别之后他很少到机关来。几年中我总共只见过他两、三次吧,其中一次是我专门到大石桥去看他。他超期服役之后没能提干而转了志愿兵。部队集体转业时他没有回原籍而留在了鞍山。

班长是个好人。我时常会想起班长。我一直没有联系上他。去年原024部队的一些战友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我从群里联系上了很多老首长和战友。班长的一个老乡告诉了班长的电话,但哪个号码一直打不通。

班长,你在鞍山还好吗?

过   年

我当兵六年在部队过了五个年。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是1977年的春节。当年的春节是2月18日,这天我们离家到部队已经是整整40天。

施工部队的战备观念不比作战部队。新兵连宣布春节放假三天,夜间也不用再担心连里搞紧急集合。部队的习惯和地方一样,大年初一让大家包饺子。那时连队炊事班的自动化装备不行,也没有自动饺子机什么的。所以按照每人8两面粉、半斤饺馅儿的标准,把食材发给各班,让大家各自为战,解决吃饺子的问题。

在九班的11个人当中,班长是老兵,又是东北人,自然是包饺子的高手。我在家时观察过包饺子的过程,也勉强能捏把得拢。其余人员,没一个会包饺子的。为了让大家吃上饺子,早上八点班长就带我到炊事班领材料,回来用脸盆和面,又用啤酒瓶在铺板上擀皮儿,最后用行军桶在煤炉子上煮饺子。我俩忙到中午两点,第一锅饺子终于煮熟了。我招呼大家起来吃饺子时,住在上铺的小蔡不知是激动还是粗心,下来时脚竟然把刚煮熟的一桶饺子撞翻了一地。大家眼巴巴地看着满地的饺子,有人开始抱怨。小蔡在班里年龄最小,第一次在外过年,又做了错事,委屈得用被子包着头痛哭起来。哭声又传染给其他人,又有人开始啜泣。班长不停地安慰大家,又迅速去领材料和面包饺子。当兵后第一个春节的饺子,我们是下午四点吃到的。自此以后,我最怕过年包饺子,此后也只包过一回饺子。那年我在四团军务股当打字员,就餐在机关警通排战士灶。春节的保留节目依然是包饺子。方法依然是发给个人面粉和饺馅儿。我和面时把水加多了,只得再加面粉。加了面粉又得再加水,然后又加面粉……翻来覆去整出一斤多面来,这饺馅儿又不够了。结果为了省事,用这一斤多面擀出两个大皮儿、包出两个硕大无朋的大饺子。我是第一个包完饺子的。我的饺子第一个下进警通排的大锅,但却是最后一个捞出来的。

部队过年的文化生活也很贫乏,基本是睡觉、逛街和串老乡。大年初二,我们几个老乡一道去鞍山市里逛街。虽然到部队已经40天了,但由于训练紧张,也就在连队附近的邮局和商店寄个信、买个肥皂牙膏什么的,基本没有外出过。那天我们从站前广场逛到逛到219公园。尽管很冷,但很兴致很高。最后来到35中附近,看见操场上有个教练给几个学生示范投标枪。老乡中爱显摆的好事者,便撺掇同行的老邬去露一手。老邬经不住别人煽,上去拿了只标枪掂了掂。那教练斜着眼睛瞪了瞪眼前的这傻新兵,意思是你见过这标枪么?老邬脱掉棉衣,提着标枪跑了几步,挥臂投掷,那标枪像箭一样从操场的这边飞到了操场的那边,稳稳地扎在操场的尽头,距离足有六、七十米!那教练看傻了似的张大了嘴巴,像是没有见过谁能随便地把标枪投出那么远。他哪里知道,老邬入伍前是全国少年标枪锦标赛的季军,最好成绩也只比当年亚洲第一的申毛毛差几米。要不是拉伤了肌肉,老邬肯定是国家队的主力。老邬的投掷能力由此传开,新兵连实弹投掷时我们每人只能投一枚实弹,连长特批老邬投了五枚。那500克的手榴弹从老邬手里飞出,不等落地就在空中爆炸了,着实让人大开眼界。78年元旦,我和团机关警通排的几个老乡到鞍山市里闲逛,正好遇上鞍山市搞万人环城赛跑。一同去的大马便有些技痒,脱掉棉衣裤塞到我怀里没做准备活动就加入了长跑的人流之中。大马跑得飞快,竟然跑进了前10名,得了床毛巾被的奖励。但大马的耳朵严重冻伤后发黑流水,差一点就掉了。后来基建工程兵组织集训准备参加79年的第四届全军运动会时,老邬和大马都被选拔去分别在郑州和韶关集训。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基建工程兵竟然没有组队参加全军“四运会”。但直到现在,60岁的大马依然坚持每天要跑10公里。

部队逢年过节很简单,也很单纯、干净。最起码,那时不用给各级首长送礼、拜年。想到现在逢年过节时的种种麻烦与庸俗,人就非常怀念那时的清风正气。

老   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话一点不假。因为老乡见面总要唠些家乡事,总要说些家常话。说道动情处,男儿有泪也轻弹。

部队是一个老乡观念非常浓郁的地方。来自一个县、一个省,甚至一个方向的,都能扯上老乡。如东北老乡就涵盖了东三省,西北老乡也包括了西北地区。

部队也在极力在反对老乡观念。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要搞“五湖四海”。

但老乡是一种客观存在,老乡观念是一种乡愁的凝聚。是那么轻易能够反得掉的么?

我当战士时工作较忙,星期天经常加班,能够用来串老乡的时间不多。连队的老乡到机关办事时去我那儿又不方便(宿办合一的打字室、保密室),所以有一些一个县的老乡我都不太熟悉。但我如果有闲暇时间,也喜欢去找老乡聊。

节假日串老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喝酒。一个月六、七块钱的津贴费当然不能去饭店去喝酒。条件好点的去找当上士的老乡要个罐头,或在吃饭时多打点菜来下酒,更多情况是老乡凑到一处没菜干整。没什么好酒,几毛钱的东北烧刀子就很带劲儿。实在没酒时也找卫生员要过乙醇稀释后当酒喝。

各个地方老乡观念和老乡联系的紧密程度不一。陕西兵的老乡观念不是特别浓厚,但有时也闹出很大动静。八一年底在四团后勤处当文书的老乡王满富退伍时,同在后勤处服务社的老乡胡光友,出面联系老乡来给满富饯行。那天到场的老乡总计有五、六十人,在机关后面一个闲置的空房子里整了六、七桌。酒足饭饱后又在机关门前照相。我去参加了,当时不兴“AA制”,也不知道费用是从哪出的。反正那事整的动静挺大,后来听说此事还对个别老乡的进步产生过一些负面影响。

八零年四月我从四团调支队政治部干部科工作时,除了我们科的刘训林外,最先认识的是我的同年兵、陕西华阴老乡薛东江。东江是从五团政治处调到支队组织科的,文笔很好,经常在《基建工程兵》报上发新闻报道。东江年龄比我大三岁,入伍前就入了党,自然比我要老练、沉稳许多。通过东江介绍,又陆续认识了直工科的王保明、组织科的李启云、文化科的王锋、宣传科的王广顺等陕西老乡。可能因为陕西兵老实听话,政治部三十多人里,竟然有9个是不同年度入伍的陕西兵。如果再加上刘希模、李希祯、张全国、张善义等71年的甘肃兵,这“陕甘联军”的规模还真不小。

政治部的这些老乡基本都是营、连职干事。希模时任政治部秘书,每天起床号一吹,他就要带领大家出操。部里打扫卫生、助民劳动、政治学习、体育比赛等,也都是他在张罗。政治部工作职责很清楚,工作期间大家各忙各的。每天晚饭后老乡们则三、五个一伙从机关后门进219公园后门散步聊天,或在会议室打牌贴纸条、集体看电视。节假日除了个别像启云这种在驻地附近找老婆的要准时回家过组织生活者外,其它人就自己设法开小灶改善生活。希祯大哥是甘肃金昌人,在直工科管干部。他为人热情豪爽,办事干练利落,特别是 “拉条子”的手艺深受我们大伙的赏识。所以每次开小灶基本都是希祯主厨拉条子,我只能干个跑路采买什么的。东江后来官至渭南市人大副主任,其实其领导才能当初就显现出来了:煽乎大家各就各位后,自己最多抱着膀子在锅边指手划脚一番,这拉条子就混到口了。保明和训林出差或回家探亲时,每次也都带些“西凤”“柳林春”之类的酒到部队。我们这伙人就着柔韧精道的“拉条子”,再抿上几杯家乡的小酒,也就“醉里既知身是客,直把它乡作故乡”了

首   长

   “首长”原本是军队中称呼领导的一种叫法。现在地方上也有把屁大点儿领导也称呼为“首长”的。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地方上的人称呼领导的官衔时,变得笼统、简单、朦胧、模糊。大家都故意把副县长、副市长、副厅长等职务前缀的“副”字一概省略掉了,直接叫某县长、某市长、某厅长。有时髦的干脆连“长”字都省略了,直接称张县、李市、王局。似乎这是提升了领导的职务,抬高了领导的身份。如果你在领导官衔前面加上个“副”字,说明你不识相,或有贬低领导的意思,领导会感到很不舒服的。军队中对首长的称呼非常规范和具体。部队的各级长官,如果是副职,则是要加上“副”字的,如张副师长、刘副参谋长,对此大家很习惯,没有觉得不正常的。

新训结束刚到机关时,见到首长夫人真不知道如何称呼。首长叫把其夫人叫“嫂子”。看到首长夫人的年龄可能比自己母亲的年龄都大,这“嫂子”叫得一点都不理直气壮。但既然首长让叫嫂子,那就叫嫂子吧。仔细想其实这种叫法也是有理论根据的。因为首长教导我们说官兵之间都是“阶级弟兄”。既然是“兄弟”,叫嫂子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这“阶级弟兄”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它既说明了人民军队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显示出战友之间的亲密和友谊。

从当新兵开始,接触的班、排、连长也算首长。但在心里感觉他们更像“大哥”。到机关工作后接触到团首长,算是大些的“首长”,可心里总觉得他们更像长辈。我接触的第一个首长是四团的老团长张述经。张团长是老八路出身,应该是66年组建基建工程兵时从铁道兵部队调来的。老团长是山东人,中等个子、微胖、山东口音很重。团长平时话不多,看上去很威严。他有一个习惯是爱“咳嗽”。只要机关大楼里传出“吭吭”的咳嗽声,大家都知道是老团长来了。

老团长有段特殊的经历:他给谷牧副总理当过首长。“文革”中谷牧同志受到冲击,周总理为了保护谷牧,安排他到刚组建不久的一支队四大队下面的一个中队“当兵”,老团长尽其所能保护和照顾了谷牧同志。后来谷牧同志出来工作并兼任基建工程兵第一政委,又成了老团长的首长。这件事在基建工程兵传为佳话。

老团长文化程度不高,但政治理论水准很高。讲话一字一板,具有职业军人特有的干练与沉稳。特别是一手狂草的字写得龙飞凤舞、潇洒飘逸。团长的这笔好写让机关的参谋干事吃了不少苦头:一些人拿着团长修改、签署的文件认不得写的什么又不敢去问。那时我是打字员,开始时团长的字我也不认识。后来自己琢磨又壮着胆子去问团长,弄清了团长书写习惯后,经常给那些参谋干事当“翻译”。我到支队机关后,老团长从二支队调回一支队任支队长。我每次到他办公室送、取文件时,他总是非常和蔼、亲切地和我拉拉家常,问问工作情况,让人感觉非常温暖和亲切。

我印象最深刻的首长,还有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盖如毅。盖副政委是从五团政委任上调到支队任政治部主任的,也是山东人。瘦高个儿、黑脸堂、背微驼。他好像也是从铁道兵调来的。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具有很高的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讲话简洁明快、干脆利落,动作雷厉风行。对工作要求严格又不苟言笑,具有不怒自威的外表,机关的科长们都很怕他。但副政委对我们这些小干事却非常和蔼,有时在楼道遇到,冷不丁和你开句玩笑,让你心跳半天。首长当年也就五十岁左右,我们背地里叫他“老盖头”,其实是一种尊敬与亲切。

盖副政委调支队后家属仍住在五团家属院。虽距支队不远但他中午一般懒得回去休息。吃完午饭后老喜欢拉着我们在会议室打克朗棋。我们年轻瞌睡多,中午总想眯一觉,所以经常三下五除二解决了午饭后迅速溜进宿舍与床板平行了起来。首长动作慢些,饭后回机关想打球又不见人,就常从我们宿舍搜人。我们听见他进来故意装睡着,首长会悄悄走近猛地掀开被子,照着你屁股就是一巴掌。嘴里还喊:懒熊,起来!然后拽着耳朵就拉上了球场。

副政委虽然是高级干部,工作又非常忙,但依然心态年轻、兴趣广泛。那年月,东北的君子兰身份尊贵、价格不菲。副政委的办公室养了三盆上好的“达慕兰”。他对这“掌上明珠”呵护有加,别人碰一下叶子都不行。有人开玩笑说要拿一部20吋的“东芝”彩电换一盆,他说五部都不换。那年副政委到政治学院学习,公务员把水浇多了,结果把两盆花浇死了。首长回来很惋惜,怔怔地看着蔫了的花儿发愣。看到他那伤心劲儿,我们心里都难过。

在严肃、冷峻的背后,盖副政委其实非常乐观、开朗、活跃。工作之余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想他能从我们身上找回青春和快乐。有时周末晚饭后他并不着急回家,拉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三用室”(多功能室)打“争上游”或“拱猪”。大家事先约定好谁输了要在脸上贴纸条和钻桌子。他执行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耍赖:我们输了钻桌子时他带头在桌子上敲,他输了钻桌子时我们也是又敲又叫。他钻完桌子爬起来后,他会冲我们挤眼睛笑笑,解嘲地说:“老胳膊老腿儿,没有你们的姿势标准吧。”这种完全的官兵平等,除了中国,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军队还有呢?

兵种撤销前,希模同志调到北京的六支队工作。副政委有意让我到秘书科给他当秘书,但他没有明说。他知道我想转业。当时的转业指标非常紧张,但他最后还是同意我走了。转业安置时,得知我的去向不理想他发了火,责成移交组派专人到地方协调改派。我离队那天下午到他办公室向他告别,他默默看着窗外、神情黯然地说:“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都走了,我心里难受。晚上就不送你们了。回去后好好干啊。”我看见,这位戎马半生、经历过无数次聚散别离的老军人,眼角处湿漉漉的。我知道,此刻他不仅是对我们这些将要分别的下级留恋与不舍,他还有对这支部队的深爱与不舍啊。

工   作

新兵训练将近结束时,有一天连部通信员从操场上把我叫到连部。我在门口立正并大声喊:“报告!”连长说:“进来。”我走进连部,看见除连长、指导员外,还有几个我没见过的、穿“四个兜”的干部。连长介绍说坐在桌子前面的是刘参谋。刘参谋大约四十多岁,长得高大魁伟,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大汉。那时没有军衔,我也不知道这“参谋”是多大的官。但我随即立正向刘参谋行军礼。刘参谋没有还礼,示意我把手放下,很和善的同我聊了起来。问我哪里人,什么文化程度,家庭几口人,有什么特长等等。我都据实一一回答,只是对“有什么特长”这个问题感觉不好回答。我有“特长”么?似乎没有。但似乎也有特长,如吹笛子呀,唱民歌呀,写诗写文章呀,什么都会一些。但我还是回答说:“我没有特别的特长。”刘参谋笑了笑,挥手示意我可以离开。

回到排里代理排长马学义告诉我,刘参谋是团军务股管兵员的参谋,是来挑兵的。我想挑不挑兵与我关系不大。因为我不想被选去做勤杂工作。老排长(这时是新兵连代理副连长)告诉我到机关或干其它的没有意思,最好到他们连队(电器调整中队)学技术。其实当初当兵时我就怀揣了一打梦想:我学过赤脚医生,想继续学医;我架过电话线路、守过总机,觉得当通信兵也行;我在家时与修建襄渝铁路的铁道兵八师汽车团的战士小马是朋友,想学开车;我也想到技术连队学技术……但几天后分兵时,我被分到团司令部军务股当打字员。

打字员这个岗位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好岗位:机关工作、首长身边,只有自己努力,就有希望提干。我前边几任打字员都提干成为保密员了。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当一回兵,就这样平淡平庸地过去了,一点都不轰轰烈烈。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已经来了,就好好干吧。

我的师傅是小杨,75年兵,湖北保康人。对于我的到来,态度有点不冷不热的。机关打字的是台机械铅字打字机,小杨给了我一张字盘表让我背以后,几天根本没理我。很快我就听到他有一个外号,叫“杨大盆”。原来他刚来机关时,打饭拿的是一个新兵连发的“钵”,由此大家就他“杨大盆”。没想到几年后我来当打字员,依然是拿了这样一个“钵”,因此大家就笑:军务股的打字员怎么都是“大盆”?

打字员的“直接首长”是保密员。我来时保密员是我的老乡——73年入伍的吴炳孝。炳孝是淳化人,个子不高,非常忠厚实在,对我非常好。保密员这个岗位属于正排级,所以流动非常快。我来不久炳孝就调到保卫股当干事去了。后勤处文书、74年吉林兵韩元第继任保密员。这就是说小杨提干没希望了。不久,小杨就下到汽车连学开车去了。

我在军务股时军务股没有股长,由殷帮兴副股长主持工作。殷副股长是“工改兵”,江苏武进人。干事说话有点慢腾,但人非常好。殷副股长不久调到新组建的八十二支队去了,后来就没有打听出他的情况了。殷走后刘永俊参谋被任命为副股长主持工作。刘参谋也是“工改兵”,辽宁沈阳人。不但人长得高大魁伟、嗓门洪亮,性格也耿直豪爽、热情开朗,对人非常好。因为他耿直豪爽、喜爱仗义执言,有人背地叫他“刘大炮”。刘副股长81年转业去了鞍山市公安局。工作安排的不怎么理想,好像只给了个副科级预审员,我是在办转业干部培训班时见到过他。

我到军务股不久,邵民安就调到股里当参谋。同时还借调了胡万寿和郭文金两个志愿兵来当安全员。邵参谋是河南西华人,71年兵。虽然头顶的头发有点稀疏但满脸的络腮胡却生长得十分茂盛。但他见天都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把胡子刮得一根不剩,把军装整得挺括干净。邵参谋对人非常热情、大方,脾气也好,时不时和我开玩笑,我们很快就成了“铁哥们儿”。

部队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机关战士与干部是分灶吃饭的。我在战士灶就餐,虽然不用付钱,但每天主食基本都是“二米饭”(大米和高粱米参合在一起)加煮白菜土豆。我的胃不好,端起 “二米饭”便有些畏惧。邵参谋在干部灶就餐,虽然吃饭要掏钱但每天都有大米饭和红烧肉可以享受。为此,邵参谋经常打来红烧肉与我分享,探亲时会带来好些土特产让我们解馋,的确给了我许多实在的照顾和关爱。邵参谋八二年转业回了西华老家,当时听说在一个国营农场,但这些年我想了很多方法都没有联系上他。邵大哥,您到底在哪儿呢?

机关的打字员是很辛苦的。不像现在用电脑打字轻松又快捷。那时机械打字机打字,得摁动字锤“咣噹、咣当”的一个一个铅字往蜡纸上敲。团机关司、政、后三大部,只有我这一部打字机。我基本每天工作都在10小时以上且天天加班,但送来的文稿总是垒起一大叠。稿子打出蜡纸后还要校对和油印、盖章、封发,这工作没有体力、视力、耐力和毅力是干不好的。但是,我不仅把打字、油印等事情干得很好,还经常“义务”给一些文化程度稍低的参谋、干事、助理员起草的文件修改、调整一些句子,纠正文中的错别字。除了本职,我还是军务股“兼职”的“勤务员”,几乎把打水、扫地、跑路这类的事全包揽了。说实话,工作是很辛苦,但回报也很丰厚:77年底评功授奖时,大家一致提议给我报请了三等功。78年10月又一致同意我入党。79年在全团同年兵中我第一个提了干。那时候进步、提干不用花钱,我们相信只要好好干就有前途。事实的确如此,我从入党到提干没有花过一毛钱。

我是81年初调到一支队政治部干部科工作的。铁道兵来的周绍泽科长是四川人。周科长人很好,敬业、正直、办事讲原则。就是说话嗓门高,不太讲究军容风纪。大家背后叫他“周大炮”。干部科虽说是管人的,但事情既繁琐又枯燥,工作干得一点都不开心。好在政治部自上而下风气很正,生活也很活跃。政治部的首长和战友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使人终身受益。

转   业

1982年春节刚过,支队刘副政委带领我和后勤部的几个助理员到支队医院搞整顿。二十多天的整顿结束后,我去给刘副政委送总结报告时,听到基建工程兵要撤销的消息。当时感到很突然、很震惊、很迷茫也很无奈:这兵当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要脱军装了呢?

部队的建制要撤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出路怎么办?上级给出的撤建方案是集体就地转业。这事对于战士或许是一件好事——能够解决一些人的就业问题。但对于我们这些家属不在东北的干部来说,“就地集体转业”简直是一场灾难。

“撤编”是铁定了的。据说当时为了保住铁道兵,王震、吕正操等将帅去找邓小平求情。小平同志斩金截铁地说:“必须撤,错了我对历史负责。”铁兵尚且如此,谁敢再给基建工程兵说话?!围绕“撤编”后我们的出路,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关系打探路径并寻找出路。经过分析、推演,大家理出“撤编”后的出路大致有这样几条:一是转业回老家;第二是调到原籍附近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再集体就地转业;第三是设法调到其它部队继续当兵;第四是到深圳指挥所,随入深部队集体转业。第五是先留在“撤编”留守处等待机会。当然,也有愿意留下来就地转业的。对于我而言,转业回原籍当然是最佳选择。但问题是我在科里军龄最短、年龄最小。科里八个人最多只能分到3个转业指标,无论怎么排,都排不到我头上,这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所以,我通过冶金指挥部与黄金指挥部进行了沟通(“冶指”与“黄指”当时都在北京北苑办公),“黄指”当时就同意接收我到53支队534团工作。那时534团的驻地在我原籍的邻县陕西山阳,也有部队在我县施工。同时原基建工程兵兵种干部部的廖征西同志已经下到534团任政治处主任,写信让我尽快去报到。我如果到534团,最起码就地转业后离家近很多。实际上534后来改为武警黄金部队了。我如果去了,还要多穿几年军装。

我从北京返回鞍山后还想再争取一下转业,就直接找盖副政委反映了自己的要求。老首长当时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知道没表态就是有态度。结果老首长直接在干部科上报的第一批转业干部名单上添了我的名字并提上了党委会。

转业的事情确定下来以后,这人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毕竟在部队待了好些年,毕竟把人生最黄金的那段时间留在了部队,毕竟是部队教育、培养和造就了自己。就像孩子对于自己的母亲,在行将离别远足的时候,心中充满着无限的留恋与不舍……。

等待离队的日子漫长而无聊。在这个人生道路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每一步对后来都是关键的。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新的环境和工作,也是顾虑重重:能分配到什么单位?能否适应环境和工作?靠什么在地方立足扎根?以后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反正有一大堆问题搅扰得人不得安宁。

我是1982年12月底离开部队的。与我同车走的有宣传科的广顺。广顺比我年龄大也当兵早几年,在朝夕相处的几年里,像大哥一样给了我很多帮助和照顾。我们到西安后,都要转乘汽车回家:他往西安西北的淳化走,我往西安正南的镇安走。在通讯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想到自此天各一方恐永难再见,心中非常伤感。我把他送到玉祥门车站让他上车,他又把我送回解放门车站……那种难分难舍的战友情分,至今让人刻骨铭心!

 

转业回乡已经34年了。30多年的时间把一个小伙子生生地磨成了一个小老头。期间走了很长很远的路,经历了很多很杂的事。但是,无论道路如何曲折坎坷、工作如何紧张繁重、事业如何起伏跌宕、生活如何艰辛酸涩,我们都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了。今生能走好这段路,永远得感谢部队,是部队给我们打造了一付能够翻山越岭、踏平坎坷、走向辉煌的铁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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